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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元旦前夕，习近平冒着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河北阜平，充分肯定了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党和人民都不会忘记。 苏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2013年7月，习近平再次走进河北省的革命圣地——西柏坡。“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习近平说。 南京党建活动计划

同年11月，习近平去到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习近平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参观沂蒙精神展，并会见了当地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 南京革命传统教育

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专程来到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闽西革命老区，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和会议代表，重温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接受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会议之余，习近平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纪念馆，瞻仰毛主席纪念园，同老红军、军烈属代表座谈，并和基层官兵同吃“红军饭”。 山东省党性教育基地

“回首过去，我们全党的同志要牢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我们审视现代，全党同志都要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党群活动安排

党员干部教育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习近平说。 嘉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重视历史、学习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在学习和借鉴历史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有力的文化精髓和精神动力。 来安县党性教育基地

从记载着厚重历史的《复兴之路》，到阔步中国梦的复兴路上，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光辉灿烂精神文明，将在助力新时期的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国腾飞的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南京干部教育培训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党员活动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祺瑞，请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上海市党性教育基地

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上海市党性教育基地

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激活、扬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唤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动员、组织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形成改写历史的伟力，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承担起指导、带领亿万人民拯救中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南京红色教育基地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一直憧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向往没有城狐社鼠、没有剥削压迫的“乐土”，积淀之深，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愈到近代，中国人民的这种向往便愈加热切。当年康有为的《大同书》不胫而走，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确立了美好的核心价值观，却未能提供实现这一价值观的正确道路。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产生久旱逢甘雨、歧路见明灯那样的亲切感和依靠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也是扬厉优秀传统文化、荡涤腐朽传统文化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崭新精神气质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无比壮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诞生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历史毋庸置疑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卓越发扬者，而用红色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华优秀儿女则是改造中国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任何把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南京党建活动计划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回顾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他十分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同上，第1516页）党员教育方案

既然中华历史文化发展，经过中国近代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两大历史时期，始终没有中断，而且还获得了时代化、大众化的新生；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弘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获得了当代的新生；那末我们当今所说的文化自信，自然是贯通古今，而绝非专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也就是说，要做到文化自信，既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历史形态的自信，也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当代形态的自信，更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未来发展以及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贡献的自信。唯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唯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才能健康地持久地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六安市党性教育基地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到如下结论：构建文化自信，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红色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离不开”，是三者之间在文化自信体系中地位、作用、相互关系的质的规定性。由此决定了，三者不是对立关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三足鼎立的关系。同时，我们讲文化自信，着眼的是中华文化的当代与未来。正因为如此，三者之中，又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由此来构建“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宣城市党性教育基地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沙家浜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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