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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大别山区包括安徽省六安、安庆、湖北省黄冈、孝感、随州以及河南省信阳、驻马店等地，共36个县市区。大别山地区是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摇篮之一，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在党的领导下，22年革命武装斗争持续不断、30年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的根据地。大别山地区的红色历史承载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史、勇创新路的发展史，包括了浴血奋战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奉献史、铸就辉煌的改革史。 淮安市党性教育基地

大别山精神应该是指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金寨、红安、新县为代表的大别山区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用鲜血和生命凝聚成的一种以共产主义奋斗为价值取向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革命品质和革命行动的总和。它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进行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精神载体，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寨县党性教育基地

一、“坚贞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本质。无论是在革命的初始阶段、高潮时期，还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危急关头，大别山军民始终对党无比热爱、无比忠诚。面对敌人反复多次的“围剿”、“清剿”，大别山军民义无反顾地坚持革命斗争不动摇，临危不惧、初心不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面对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撤离的严峻形势，大别山人民依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送郎、送子当红军，坚持敌后游击战，确保革命红旗不倒、革命薪火相传。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血腥镇压、威逼利诱，广大党员、群众大义凛然、誓死不屈，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面对组织的误解和蒙受的冤屈，革命前辈们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心，逆境不改初心、冤屈不变忠心，坚持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艰难方显本色，曲折逾显忠贞。这就是大别山精神的本质核心所在！正是因为有了对党的无比忠诚，大别山人民才使得革命星火燃遍全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上海市党性教育基地

二、“牺牲奉献”是大别山精神的鲜明特征。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区200多万人民投身革命，近100万人为国捐躯。仅金寨县就牺牲了10万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11000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全国烈士总数的五十分之一。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大别山人民节衣缩食、积极奉献，把最后一粒米当军粮、用最后一块布做军装、将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以巨大的牺牲换取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别山人民为治理淮河水患、支持国家建设，再次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仅金寨境内修建的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就淹没了三大经济重镇、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10万群众离开故土、移居深山。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舍小家、顾大家都是大别山军民的自觉行动，勇于牺牲、甘于奉献已成为大别山精神最鲜明的特征。 南京红色文化教育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山东省党性教育基地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祺瑞，请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浙江省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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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绍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激活、扬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唤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动员、组织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形成改写历史的伟力，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承担起指导、带领亿万人民拯救中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南京党员教育活动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一直憧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向往没有城狐社鼠、没有剥削压迫的“乐土”，积淀之深，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愈到近代，中国人民的这种向往便愈加热切。当年康有为的《大同书》不胫而走，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确立了美好的核心价值观，却未能提供实现这一价值观的正确道路。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产生久旱逢甘雨、歧路见明灯那样的亲切感和依靠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也是扬厉优秀传统文化、荡涤腐朽传统文化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崭新精神气质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无比壮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诞生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历史毋庸置疑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卓越发扬者，而用红色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华优秀儿女则是改造中国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任何把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南京红色教育基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回顾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他十分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同上，第1516页）杭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其次，中国近代革命的各个链条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纠偏的内在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前一阶段的历史局限性在后一阶段或者得到部分弥补、部分纠正，或者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一过程，恰好显现了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这种关系，在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苏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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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举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例子。苏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人们一说到中国近代革命中断了中华历史文化发展，就举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作例子。其实，这一历史局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经被纠正和弥补过来。正是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一篇讲话里，毛泽东同志郑重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之后创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叫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既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又富有“科学的、大众的”时代精神。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南京党员教育活动

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会出现文化取向上的偏差？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受了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革命上，是批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倡导人道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但在文化观和价值观上，却又受到西学束缚，而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了不分精华与糟粕的全盘否定态度，表现出很强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滁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文艺创作，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档案等事业。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淮北市党性教育基地

——摘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南京传统革命教育

3月11日，2018年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第六场集中访谈活动在北京举行。围绕“坚定文化自信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瑰宝”主题，3位住黔全国人大代表各抒己见，向参加活动的媒体记者介绍贵州的探索和实践，并为进一步做好文化传承建言献策。泰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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