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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深沉的自信,我们的先人们才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外来文化,以从容的态度改造外来文化。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至今仍让我们引为自豪的光辉范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先人们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三分明月少其一。来安县党性教育基地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南京优良传统教育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祺瑞,请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湖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徐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人们一说到中国近代革命中断了中华历史文化发展,就举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作例子。其实,这一历史局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经被纠正和弥补过来。正是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一篇讲话里,毛泽东同志郑重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之后创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叫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既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又富有“科学的、大众的”时代精神。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革命教育培训
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会出现文化取向上的偏差?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受了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革命上,是批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倡导人道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但在文化观和价值观上,却又受到西学束缚,而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了不分精华与糟粕的全盘否定态度,表现出很强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南京优良传统教育
这种革命性和进步性,被中国共产党人很好地弘扬了,表现为更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有的历史局限性,又被中国共产党人很好地加以克服,表现为很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党员教育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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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克服这种局限性?原因有很多。根本原因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并且以西学中的优秀思想作为自己的三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许多概念也源于西方语言,但这都不是本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揭示了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思维发展规律,并把这三大规律第一次真正统一起来,使之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之上。这一本质特征,使它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源于东西方文化又超越东西方文化的伟大超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指南。红色基地培训活动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具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理论的话语表达体系,也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红色文化,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统一、内在传承、内在转化创造,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于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承发展,并被赋予时代的生命力和创造活力。亳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三、怎样建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中的“自信”,主要是面向当代、面向未来的,还是面向过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自信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湖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贵州要一如既往地为旅游注入丰富多彩的文化。”欧阳黔森认为,近些年,贵州的多彩民族文化跟旅游有机结合,推动了旅游业井喷式发展。绍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对于特色文化资源蕴含的丰富经济价值,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梵净山苗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石丽平也深有体会。近年来,石丽平积极参与推动“百万绣娘计划”,让“绣娘”们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增收。党员培训
“贵州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巾帼不让须眉,通过小小的针尖,也能撬动一方脱贫致富,带动一方人民迈上幸福路。”石丽平认为,更多人参与“百万绣娘计划”,还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文化传承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一代人的事。”南京红色文化教育
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人是关键。在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雷艳看来,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要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把村落保护、文化传承、农业发展和乡村旅游等打通统筹考虑、有机结合,留住人心。要着力解决民族村寨的“空心化”问题,结合民族地区的文化需求和物质需求,进行顶层设计和谋划,让背井离乡的人回到家乡,照顾家庭、培养后代、传承文化。温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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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井冈山主要革命精神发源地以及党的群众路线发源地之一,茅坪镇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传承红色基因。苏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为了发展红色文化旅游,增加村民收入,茅坪镇将红色培训、美丽乡村建设、扶贫开发等理念相结合,打造了茅坪“山地人家”农家乐餐饮住宿接待区。农家乐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经营。徐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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