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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习近平再次走进河北省的革命圣地——西柏坡。“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习近平说。 宿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同年11月，习近平去到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习近平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参观沂蒙精神展，并会见了当地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 淮北市党性教育基地

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专程来到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闽西革命老区，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和会议代表，重温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接受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会议之余，习近平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纪念馆，瞻仰毛主席纪念园，同老红军、军烈属代表座谈，并和基层官兵同吃“红军饭”。 徐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2015年一年间，习近平共走访3个革命老区，分别是陕西延安、陕西照金和贵州遵义。陕甘宁革命老区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 上海市党性教育基地

在遵义，习近平直奔红军山烈士陵园，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在观看纪念碑浮雕时，追忆红军浴血奋战的历史，而驻足于“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时，习近平感慨红军奋战的艰险和不易。 干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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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探访革命圣地的脚步仍在继续，年初，习近平走进井冈山。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习近平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参观茅坪八角楼革命旧址群。 党员培训方案

今年4月24日上午十二点左右，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寨县红军广场。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一楼大厅，讲解员向习总书记一行汇报了金寨县的有关情况和”三个十万”以及“大别山精神”。习总书记边听边点头，给予了很多赞许。参观结束、离开展厅时，习总书记一边念叨着“大别山精神”，一边问：“这个大别山精神是谁总结的啊？”六安市委副书记、金寨县委书记潘东旭回答说，“是安徽省军区和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带着我们一起总结提炼的。”听过潘东旭的回答，习总书记和在场的随行人员一道朗诵起“大别山精神”-----“坚贞忠诚、牺牲奉献、永跟党走”。 浙江省党性教育基地

离开博物馆后，时任六安市委书记的孙云飞就金寨的“三个十万”和“大别山精神”等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和补充（“三个十万”是指革命战争年代，金寨10万英雄儿女为党国捐躯。建国初期，为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国家又在金寨境内修建了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淹没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和包括县城金家寨在内的3大经济重镇，10万老区人民在几乎没有经济补尝的情况下，移居深山、奉献家园）。习总书记在具体地了解了有关“大别山精神”的形成和提炼过程后，对金寨人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对“牺牲奉献，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 苏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24日下午，在金寨县花石乡，习总书记与村民们一起座谈脱贫攻坚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他说，打好脱贫攻坚硬仗，必须继续发扬“大别山精神”，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基层干部都要勇于牺牲、甘于奉献，千方百计地加快脱贫攻坚步伐，确保老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迈入小康社会。 合肥市党性教育基地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大别山区包括安徽省六安、安庆、湖北省黄冈、孝感、随州以及河南省信阳、驻马店等地，共36个县市区。大别山地区是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摇篮之一，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在党的领导下，22年革命武装斗争持续不断、30年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的根据地。大别山地区的红色历史承载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史、勇创新路的发展史，包括了浴血奋战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奉献史、铸就辉煌的改革史。 南京红色传统教育

大别山精神应该是指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金寨、红安、新县为代表的大别山区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用鲜血和生命凝聚成的一种以共产主义奋斗为价值取向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革命品质和革命行动的总和。它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进行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精神载体，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旅游基地

一、“坚贞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本质。无论是在革命的初始阶段、高潮时期，还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危急关头，大别山军民始终对党无比热爱、无比忠诚。面对敌人反复多次的“围剿”、“清剿”，大别山军民义无反顾地坚持革命斗争不动摇，临危不惧、初心不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面对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撤离的严峻形势，大别山人民依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送郎、送子当红军，坚持敌后游击战，确保革命红旗不倒、革命薪火相传。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血腥镇压、威逼利诱，广大党员、群众大义凛然、誓死不屈，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面对组织的误解和蒙受的冤屈，革命前辈们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心，逆境不改初心、冤屈不变忠心，坚持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艰难方显本色，曲折逾显忠贞。这就是大别山精神的本质核心所在！正是因为有了对党的无比忠诚，大别山人民才使得革命星火燃遍全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亳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深沉的自信，我们的先人们才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外来文化，以从容的态度改造外来文化。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至今仍让我们引为自豪的光辉范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先人们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三分明月少其一。党群活动方案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宣城市党性教育基地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祺瑞，请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黄山市党性教育基地

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南京红色培训中心

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激活、扬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唤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动员、组织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形成改写历史的伟力，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承担起指导、带领亿万人民拯救中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南京市党性教育基地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一直憧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向往没有城狐社鼠、没有剥削压迫的“乐土”，积淀之深，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愈到近代，中国人民的这种向往便愈加热切。当年康有为的《大同书》不胫而走，就是一个明证。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确立了美好的核心价值观，却未能提供实现这一价值观的正确道路。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产生久旱逢甘雨、歧路见明灯那样的亲切感和依靠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也是扬厉优秀传统文化、荡涤腐朽传统文化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崭新精神气质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无比壮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诞生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历史毋庸置疑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卓越发扬者，而用红色文化武装起来的中华优秀儿女则是改造中国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任何把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革命传统教育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克服这种局限性？原因有很多。根本原因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并且以西学中的优秀思想作为自己的三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许多概念也源于西方语言，但这都不是本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揭示了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思维发展规律，并把这三大规律第一次真正统一起来，使之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之上。这一本质特征，使它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源于东西方文化又超越东西方文化的伟大超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指南。淮北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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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具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理论的话语表达体系，也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红色文化，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统一、内在传承、内在转化创造，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于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承发展，并被赋予时代的生命力和创造活力。合肥市党性教育基地

三、怎样建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中的“自信”，主要是面向当代、面向未来的，还是面向过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自信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凤阳县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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