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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元旦前夕,习近平冒着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河北阜平,充分肯定了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党和人民都不会忘记。 南京红色培训中心
2013年7月,习近平再次走进河北省的革命圣地——西柏坡。“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习近平说。 芜湖市党性教育基地
同年11月,习近平去到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习近平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参观沂蒙精神展,并会见了当地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 南京红色文化培训
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专程来到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闽西革命老区,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和会议代表,重温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接受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会议之余,习近平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纪念馆,瞻仰毛主席纪念园,同老红军、军烈属代表座谈,并和基层官兵同吃“红军饭”。 南京红色文化教育
正如习近平所说,“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地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谓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南京红色培训教育
站在《复兴之路》展览前,习近平曾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中国梦。” 上海市党性教育基地
“回首过去,我们全党的同志要牢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我们审视现代,全党同志都要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徐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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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习近平说。 镇江市党性教育基地
三、“永跟党走”是大别山精神的永恒主题。早在1920年,大别山区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22年就建立了党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区相继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组建了49支主力红军队伍,其中金寨就组建了11支,位居全国第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军民精诚团结、浴血奋战,面对困难和危险,他们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的艰难时期,一些被分散安置的红军战士,对党、对军队依依不舍,一直从金寨跟到川陕。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红28军紧紧依靠大别山人民的鼎力支持、主动配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拼搏奋战、辗转迂回,坚持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留住了革命火种、保存了革命实力、实现了大别山上的革命红旗永远不倒!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危急关头,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人民军队对党的无限忠诚。西路军广大将士不畏强暴、舍身成仁,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搏斗,谱写了悲壮的凯歌,一些被打伤打散的红军将士,怀着一定要“找到部队、回归组织”的坚定信念,历经千辛万苦、沿途乞讨回到陕北。在大别山区,有很多整村整庄、整个家簇都参加革命、血洒疆场的红色典型,有很多家庭一家几代都参加了红军,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前仆后继、英勇献身。漫长的斗争历程、无数的革命史实,见证了大别山人民不屈不饶、永跟党走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意志。 嘉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解放后,大别山人民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时时处处听党话、步步紧跟共产党。根治淮河水患,大别山人民主动让出家园、良田;实行改革开放,大别山人民率先打破坚冰、扬帆起航;建设国家生态功能区,大别山人民自觉地奉献出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自从有了共产党,大别山人民就自觉地听党指挥、听党召唤、永跟党走!这一点,既是大别山精神的最难能可贵之处,也是必须长期坚持、永远不变的主题主旨。 宿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大别山精神,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同样离不开大别山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大别山精神,努力为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新的更大的贡献!让大别山精神在新的长征中放射新的时代光芒!(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胡遵远) 台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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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党和人民拥有哪些文化呢?一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有益文化;一种是我们党和人民创造的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这两种文化虽然不同,但在发挥效能时,却并非彼此孤立的二元存在,而是统一于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之中的。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党和人民实践的创造性转化,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因此,可以说,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对红色文化的自信,或者说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泰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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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深沉的自信,我们的先人们才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外来文化,以从容的态度改造外来文化。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至今仍让我们引为自豪的光辉范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先人们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三分明月少其一。南京红色文化教育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红色培训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祺瑞,请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湖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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