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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习近平强调,“幸福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艰苦奋斗来创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常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一年之后,同样是在春节前夕,习近平到江西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和驻赣部队。 红色培训基地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习近平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如是说。 六安市党性教育基地
面对广大干部群众,习近平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南京党员培训方案
24日下午,在金寨县花石乡,习总书记与村民们一起座谈脱贫攻坚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他说,打好脱贫攻坚硬仗,必须继续发扬“大别山精神”,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基层干部都要勇于牺牲、甘于奉献,千方百计地加快脱贫攻坚步伐,确保老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迈入小康社会。 宁波市党性教育基地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大别山区包括安徽省六安、安庆、湖北省黄冈、孝感、随州以及河南省信阳、驻马店等地,共36个县市区。大别山地区是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摇篮之一,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在党的领导下,22年革命武装斗争持续不断、30年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的根据地。大别山地区的红色历史承载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史、勇创新路的发展史,包括了浴血奋战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奉献史、铸就辉煌的改革史。 淮安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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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精神应该是指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金寨、红安、新县为代表的大别山区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用鲜血和生命凝聚成的一种以共产主义奋斗为价值取向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革命品质和革命行动的总和。它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进行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精神载体,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建活动方案
一、“坚贞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本质。无论是在革命的初始阶段、高潮时期,还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危急关头,大别山军民始终对党无比热爱、无比忠诚。面对敌人反复多次的“围剿”、“清剿”,大别山军民义无反顾地坚持革命斗争不动摇,临危不惧、初心不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面对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撤离的严峻形势,大别山人民依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送郎、送子当红军,坚持敌后游击战,确保革命红旗不倒、革命薪火相传。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血腥镇压、威逼利诱,广大党员、群众大义凛然、誓死不屈,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面对组织的误解和蒙受的冤屈,革命前辈们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心,逆境不改初心、冤屈不变忠心,坚持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艰难方显本色,曲折逾显忠贞。这就是大别山精神的本质核心所在!正是因为有了对党的无比忠诚,大别山人民才使得革命星火燃遍全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南京南京党性教育中心
二、“牺牲奉献”是大别山精神的鲜明特征。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区200多万人民投身革命,近100万人为国捐躯。仅金寨县就牺牲了10万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11000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全国烈士总数的五十分之一。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大别山人民节衣缩食、积极奉献,把最后一粒米当军粮、用最后一块布做军装、将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以巨大的牺牲换取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别山人民为治理淮河水患、支持国家建设,再次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仅金寨境内修建的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就淹没了三大经济重镇、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10万群众离开故土、移居深山。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舍小家、顾大家都是大别山军民的自觉行动,勇于牺牲、甘于奉献已成为大别山精神最鲜明的特征。 徐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三、“永跟党走”是大别山精神的永恒主题。早在1920年,大别山区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22年就建立了党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区相继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组建了49支主力红军队伍,其中金寨就组建了11支,位居全国第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军民精诚团结、浴血奋战,面对困难和危险,他们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的艰难时期,一些被分散安置的红军战士,对党、对军队依依不舍,一直从金寨跟到川陕。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红28军紧紧依靠大别山人民的鼎力支持、主动配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拼搏奋战、辗转迂回,坚持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留住了革命火种、保存了革命实力、实现了大别山上的革命红旗永远不倒!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危急关头,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人民军队对党的无限忠诚。西路军广大将士不畏强暴、舍身成仁,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搏斗,谱写了悲壮的凯歌,一些被打伤打散的红军将士,怀着一定要“找到部队、回归组织”的坚定信念,历经千辛万苦、沿途乞讨回到陕北。在大别山区,有很多整村整庄、整个家簇都参加革命、血洒疆场的红色典型,有很多家庭一家几代都参加了红军,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前仆后继、英勇献身。漫长的斗争历程、无数的革命史实,见证了大别山人民不屈不饶、永跟党走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意志。 镇江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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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深沉的自信,我们的先人们才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外来文化,以从容的态度改造外来文化。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至今仍让我们引为自豪的光辉范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先人们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三分明月少其一。红色革命基地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南京红色培训教育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祺瑞,请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徐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红色教育活动方案
然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激活、扬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唤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动员、组织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国民”或“中国脊梁”,形成改写历史的伟力,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承担起指导、带领亿万人民拯救中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常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既然中华历史文化发展,经过中国近代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两大历史时期,始终没有中断,而且还获得了时代化、大众化的新生;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弘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获得了当代的新生;那末我们当今所说的文化自信,自然是贯通古今,而绝非专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也就是说,要做到文化自信,既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历史形态的自信,也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当代形态的自信,更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未来发展以及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贡献的自信。唯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唯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才能健康地持久地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来安县党性教育基地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到如下结论:构建文化自信,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红色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离不开”,是三者之间在文化自信体系中地位、作用、相互关系的质的规定性。由此决定了,三者不是对立关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三足鼎立的关系。同时,我们讲文化自信,着眼的是中华文化的当代与未来。正因为如此,三者之中,又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由此来构建“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温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南京红色文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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